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治理 法治思维 。

在那里发生了自由与平等的自我否定和财产权的压迫性，作为法治理念的正义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在拉德布鲁赫看来，所谓社会法并非仅仅是用来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一种特殊的部门法，而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体现了法律从陈旧的形式正义向新型的实质正义即社会公平的深刻转型：因此，所谓的社会法就表现为公平对僵化的正义的胜利。

但马克思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得以建立的现实基础却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确切地说，这是一些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个人和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利益的社会，即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首先，马克思对现代法律的形式化特性有着足够的认知。时代发展到今天，即使西方法学界也很少有人坚持哈耶克式的偏激立场，而是认识到历史已经颠覆了以下观点：以市场作为支撑的法律，必须拥有一套共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治的理解，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为指导，依循法律之理念与现实的内在二元结构，并结合现代法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探讨三个有关法治的理论问题：第一，法治的社会物质关系基础是市场经济，法治本身是经济关系变革与法律关系变革相互作用的产物，具体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抽象化催生了近代法律，并造就了由自由与公平、权利与义务诸原则体现的法律之形式正义。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作为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合理而有效的组织方式，它对一个国家的兴盛和国民的福祉来说命运攸关。因为，如果把法律只是当作哈耶克式的形式规则，而抛弃任何实质性价值取向，那么对政治生活只能施加程序性要求，正义作为形式正义就是既存法律的施行，主权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不违反形式合法性，只需按照事先宣布的法律规则行事，就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人类占有空间的历史顺序大致有三：首先是陆地空间时代，陆地空间包括陆地、河海与陆海三种空间，由此生成的是陆地秩序、河海秩序以及陆海秩序。

[25] 在联合国关于自决权的几个主要文件中，如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960年12月14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1966年12月9日），所有人民或所有民族使用的是peoples,如何界定人民，这些文件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契约关系理论正是主体哲学背景下的个体主义理论，但它无法实现不具有同质性的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无论是古代的陆地扩张，还是大航海时代的海洋扩张，以及人类对外太空的探索，都展示了人类的雄心壮志。[8] 从欧洲历史来看，启蒙时代所形成的文明秩序属于法与空间关系上的二级现代性，因为这种空间秩序不是直接从自然状态而来，而是对中世纪以来的文明改造，用互联网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版本升级。

政治秩序的话语符号经过中国化就为中国赢得了独立的政治空间，法律秩序的建构则是在政治空间取得之后，从国外引进的话语体系直接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规范。[26]就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些人就构成了地球人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另参见[奥]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中世纪晚期》（卷三），段保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因此，空间是人的家园，天下是最大的人居空间，天下与人的关系是家园关系。[2]连属关系是事物成为整体的本质属性，它构成了统一成为法定义务的理论基础，也是实践中维护和加强统一纽带，审判和制裁台独分子分裂行为的司法理据。也就是说，交往关系是基于语言运用的主体间关系。

在重申祖国统一的基本义务之后，《反分裂法》对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以及对分裂国家的行为的制裁分别做了规定。[57] 康德亦将家庭视为一种契约关系。本文原载晋阳学刊 2021 年第 1 期 进入专题： 国家统一 宪法义务 连属关系 台湾问题 。在这历史上三个不同的空间时代里，又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状态：空间变迁的状态和空间稳定的状态。

从交往关系观察，过去七十年来，大陆顺应两岸同胞共同愿望，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开启了两岸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局面。代表整体人民的公意若不能扎根于历史经验类型的民族生活当中，形成同质性，反而会成为空间霸凌和空间割据的工具。

[38]但是，两岸关系仍然嵌在灵知主义主导的霸权世界秩序中，统一还是分裂的命题本质上就是灵知主义的人民观与历史存在的人民观之争。因此，一家亲虽是源自中国文化的表述，却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制，而是理性化重构。

（三）柔性台独是分裂行为吗？ 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斗争，如何识别隐蔽的分裂行为并非易事。然而，从遏制和制裁分裂国家的台独行为来说，《反分裂法》中只有第8条所述的三个行为。[32] 人民是现代共和国的主人，这一符号取代了此前的教会与皇帝，但它本身就具有二元性。就空间来说，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的联盟或大空间都不算最大的空间，天下才是最大的人居空间，天下一家则是天下的组织法则。在文化上推行台湾文化民族主义，从去中国化上升到去中华化。二是人民的成长，即鼎革。

[36] 参见[英]约翰·福蒂斯丘著，谢利·洛克伍德编：《论英格兰的法律与政制》，袁瑜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章。参见Martin Heidegger, Erl?uterungen zu H?lderlins Dichtung, 2. Aufl., Frankfurt/M., 1996, S.16-17. 人与物之间并不只是意志意义上的财产关系，还是连属意义上的家园，家园连属关系也是现代环境保护的思想基础。

（三）连属行为：两岸一家亲与融合发展 相比起契约关系与交往关系这两种理性关系，在中国文化和生活中地位重大的家所表达的亲情关系属于感性关系。[14] 参见[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200页。

数千年来，中国人用家来构造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创造出灿烂而悠久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连属性是事物统一体的本质属性，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25]可是，不是每个地区的人群都可以称之为人民，如在卢梭看来，人群成为人民必须要经过一次结合。

过去七十年来的社会成长，更是为中国法律秩序的自我诠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一些国家，如印度明确提出异议，要求区分被殖民的人民与一国人民，而另一些国家，如荷兰则持反对意见。严格来说，市民社会和国际社会既不需要也无法创造身份认同和统一意识，然而，基于交易行为而形成的主体间的经济理性关系虽然无助于塑造认同，却为两岸之间展开交往、深入合作提供了行为动机和物质条件。这三个行为都属于极端行为和显性的台独行为，如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64] 维护和促进两岸连属关系的内容包括：（1）两岸建立统一的市场，（2）历史文化教育的协同性，（3）海外利益的一体保护，（4）为台湾青年人未来发展创造机会和空间，（5）加强两岸之间的亲情交流，等等。（3）连属性是一国两制的法理基础。

[43] 参见汪洋：《第十一届海峡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2019年6月19日。[29] 历史实践表明，代表资格竞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外来的符号体系能否实现中国化。

二是意思自治原则，也即私人的自由意志。而语言是一种历史存在，是社会连属化的同义词，每个成员的话语行为都是代表了社会整体的连属行为。

[39] 启蒙思想家们利用自然状态的思想试验将人回溯到前政治社会状态，将人从传统社会中各种旧的连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交换意志取代了本质意志[40]，成为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所谓的本质性要素，就是指具有事物内在连属性的要素。二级现代性在每个民族国家里种下了破笼而出的种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空间二元论就成为接力大航海时代新型空间变迁的动力所在。然而，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加以世界历史定位极为不易，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又是削足适履，所以在野蛮与现代的二元选项之外，使用原初现代性会更精确一些。

若无统一意愿，自然就不存在提出两岸统一的条件，更谈不上如何满足对方条件。因此，中国作为祖国的统一命题就不只是两种国家表述的问题，而是两种天下秩序——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国际秩序观与经历过西方洗礼的远东天下观——之间竞争的问题。

自秦完成大一统的历史任务之后，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始终没有脱出天下这一空间范围。这一连属关系的法理内涵包括：（1）统一是合哲学的表达。

一旦条件具备，天下空间必然要冲破民族国家的边界。[1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7-399页。